二 新时期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成效
党在这一时期坚持以辩证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为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弘扬，同时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效来看，新时期党通过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1. 汲取了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
党立足不同发展阶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在传统文化中，明清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顾炎武曾大力倡导与空谈误国相对立的经世致用之学，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从实际出发确定实践路径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处世之道，结合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不仅写出了《实践论》，而且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把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引入革命实践，并将其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但因为对国情的认识不清，加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时，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曲折。邓小平在接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首先破除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通过在全国范围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通过反思导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偏离的原因时指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而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谓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做到开拓进取，这在实际上形成了对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必须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制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限度内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否合乎事实的检验。进入21世纪，伴随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江泽民充分把握世界多极化趋势以及愈发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继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增添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内涵。“与时俱进”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中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蕴含的辩证法思想，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004年，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新的领导集体把“求真务实”作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推动了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2. 提出了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提出“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在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理想的实现。儒家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道家和墨家思想中也蕴含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秩序的观念上层建筑，也是重农抑商政策下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但有限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决定了即使当时实现平均也只能是共同贫穷。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遭受的曲折时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化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共享。邓小平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为旧形式赋予新内容，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是根据发展程度划分的两种社会模式，其中大同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以整个社会的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作为基本特征；而小康作为大同的低级阶段，指的是生活温饱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状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级在探寻救亡图存道路时纷纷以大同世界作为理想，尽管社会制度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实现阶级理想，但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等仍然受到人们推崇，给人们以精神鼓舞。邓小平在1979年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指出，中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小康的实现既立足自身的国情，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过去社会从“礼”“道”等观念出发或是在脱离现实处境的空想中把握社会理想，邓小平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小康社会的建设方案，并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末已经实现了总体小康，正在向着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迈进。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为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安排，推动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同时，积极倡导和谐的世界理念，为小康社会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创造理想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3. 明确了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阶段，民族复兴始终以人民幸福作为根本追求，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民为邦”等成为新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的理论来源。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上溯到西周时期，无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开始出现重民思想，这成为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在成立时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以人类而不是统治阶级的解放作为追求。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邓小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从四项基本原则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任何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最大区别。质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从根本上来看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描述，只有消解阶级社会的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解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等无不体现着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规定性。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继承传统民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一方面坚定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既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也是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者；另一方面体现了党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理论创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围绕解决民生问题展开。
来源：《从传统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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